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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学生,扎堆考公

武寒玲
导读 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社会用作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泛称。现实中,相对于“一...

三本学生,扎堆考公

"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社会用作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泛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力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八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陆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

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

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她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她不太想知道成绩,“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她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她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她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一个选项。

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她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

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旧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十余次考试。

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去向,她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

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

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

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焦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

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

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掉落,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

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她还是拒绝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

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两百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

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86%,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她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她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作准备。

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艺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量难以屏蔽,分散她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艺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艺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

邹艺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她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艺就已开始正式备战国考。

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艺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

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喆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三百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二三十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

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

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占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相互干扰,但又能相互陪伴。她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复习“行测”,下午两点前订正试卷,两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九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

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

图 | 董琦早上到图书馆占座

偏见

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十次考试上岸。她认为是自己运气好。

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她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她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

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因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建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

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

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相互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

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

疲惫时,邹艺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艺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她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三千多人在线的考试,她排在一千名左右,一个在她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她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她发现,有一些只学了两三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她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

“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两三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艺感到挫败,她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

努力看不到效果,她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她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艺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她没怎么听信,她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最后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

只允许自己颓废半天,章妙说,当晚,她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

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她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她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划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章妙说。

2016年,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她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她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她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她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她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

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

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73.175,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77.825。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

单位里的工作不像章妙起初想象得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她一个新人头上。章妙9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她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她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她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她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迎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她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Excel不会的公式,她就拉着同事教她。当时,同事出差刚回来,因为被她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

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她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她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她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她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

图 | 2023年5月,章妙下乡走访

章妙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

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章妙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

2023年9月,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有六千多条数据。正常来说,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章妙赞叹至今。她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活动,这是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

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她要用功读书,很少向她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她,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初中玩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班级的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

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一万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她不敢冒险,也不想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她也开始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她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她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

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她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她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她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

烙印背后

邹艺入学三本院校之后,她父母就开始忧心她的就业去向,希望她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邹艺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

邹艺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两人极尽节俭地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艺和妹妹的学费。

高考时,邹艺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两万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艺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艺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子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艺记得母亲曾这样说。

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艺,让她“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她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贵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艺自己赚钱买。她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艺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她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两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她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她赚了一万多元。

图 | 2023年7月,邹艺做家教下班路上遇到夕阳

兼职赚钱的过程中,邹艺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

她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到“双减”政策打击课后辅导,她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Vlog,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Vlog,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八到九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艺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她梦想着,或许有一天,她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

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艺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一到两千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

上个月,邹艺听了一期播客,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她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她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

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她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惰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它可能浓缩了一个孩子十多年学习的结果,但不意味着所有三本学生过着“劣质小孩”的生活。

章妙也曾是优等生。

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章妙拒绝了父母让她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她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

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她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精通,但她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

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章妙难以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她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进入年级前一百二十名,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

她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她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她都泡在补习班里。

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她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

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

2015年底,章妙两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

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两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章妙才重新集中精神到学业上。

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的那天,章妙在书房枯坐了一夜。

上岸后,章妙发现,工作中她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她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她。

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她是“人才引进”进来的。

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她的毕业院校。

一开始,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她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她都一阵心虚。

后来,她的男友安慰她:“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

随着工作的适应,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她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

如今工作两年,她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自卑的心理。

刚读大学时,父亲曾问及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

在单位工作几年后,章妙改变了主意,她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地晋升,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MP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

上岸后的两年,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她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她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她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

人生只过前段,还需继续攀登。

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章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