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愿意使用一种基本上不受管制的生殖遗传技术来增加有朝一日被排名前100的大学录取的孩子的机会。

研究发现，具有大学学位的受访者以及35岁以下(主要生育年龄)的受访者更愿意将多基因胚胎筛查与体外受精(IVF)结合使用。

多基因指数(也称为多基因风险评分)可以根据个体的基因提供疾病风险或其他特征的估计。与试管婴儿诊所合作的私营公司为那些可以选择成年后患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炎症性肠病，阿尔茨海默病或精神分裂症的胚胎的患者提供服务。

一些患者还报告说，他们将胚胎的基因组数据上传到在线平台，对非医学性状进行预测，其中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并不排除提供筛选非医学性状的可能性。

注意到新技术的传播速度，研究人员希望衡量公众对生殖技术的态度，以及他们使用它们的意愿是否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影响。

研究人员使用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样本，询问受访者他们使用多基因筛选，CRISPR式基因编辑或标准SAT预备课程培训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增加他们的孩子进入排名前100的大学的几率，假设他们已经在使用试管婴儿并且所有选择都是免费和安全的。

大多数人(68%)表示他们更有可能使用SAT准备;相当多的少数族裔更有可能为此目的使用基因编辑(28%)和多基因筛选(38%)。那些被告知大多数能够使用每项服务的人选择这样做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也会使用它，这表明可能存在适度的“随波逐流效应”。

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对使用遗传技术试图影响后代的特征和结果的兴趣很大，并且可能越来越大，包括“增强”社会和行为结果，如教育程度。

研究人员认为，现在是就多基因胚胎筛查可能监管进行全国性对话的时候了。他们指出，他们关于一项仅简要描述的复杂技术的调查并不能替代这种持续的全国性对话中应该得出的关于筛选胚胎多基因性状的预期结果和风险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例如，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他们更充分地了解该服务，这些人是否仍然希望使用该服务。

一些相同作者先前的研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描述了多基因筛查的局限性，警告患者甚至试管婴儿临床医生可能会形成错误的印象，即该技术比实际更有效，风险更小。

“多基因指数已经只是大多数个体成人结果的弱预测因子，特别是对于社会和行为特征，并且在胚胎选择的背景下有几个因素会进一步降低它们的预测能力，”资深作者Patrick Turley博士说，他是南加州大学多恩西夫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经济学助理研究教授。“多基因指数被设计成在与试管婴儿诊所不同的环境中工作。这些弱预测因子在用于选择胚胎时表现会更糟。

对多基因指数预测能力的评估通常假设收集遗传信息的一代和由于多基因筛选而出生的一代的环境非常相似。通过这项技术选择的胚胎在成年后可能会面临非常不同的环境，这可能会降低预测能力。此外，由于生物样本库不成比例地招募了主要具有欧洲遗传祖先的人，因此今天的大多数多基因指数对其他遗传祖先的人的预测性较低。

“包括我们在内的学者们有很多担忧，即使用多基因胚胎筛选的公司和试管婴儿诊所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夸大其可能的影响，”Geisinger生物伦理学和决策科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Michelle N. Meyer博士说。

“但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规定了一个现实的效果 - 每项服务都会使孩子进入前100名大学的几率增加2个百分点，从3%到5%的几率 - 很多人仍然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