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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政才受贿1.7亿被判无期 入选年度十大刑事案件

2019年01月11日 20:05来源:政事儿News手机版编辑:今讯转载

1月10日,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8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推出。此次入选的十个刑事案件均为人民法院报2018年所报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公众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审理难度大,或是审判结果具有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的刑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为:

  张文中再审改判无罪案

2008年,张文中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单位行贿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张文中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上述罪名对张文中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2016年,张文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点评:张文中再审案的标志性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策、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第一案。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后,众多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纷纷发文、积极响应,各种举措相继出台,但是再多的红头文件如果不能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其政策效应就会适得其反。张文中案的再审改判表明,党中央国务院保护产权的政策言出必行,司法机关有错必究的决心坚定不移。相信这只是第一案,而绝非唯一的个案!

其次,张文中再审案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因为这是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及罪与非罪、法律和政策的界限问题,非常复杂。通过本案再审,进一步明确了有关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了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没有把一般性违规、违法作为犯罪来处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政策主张,有助于形成尊重和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杭州保姆纵火案

保姆莫焕晶故意在高层住宅内放火,造成雇主家中4人死亡及重大财产损失,且其从事住家保姆期间,在多地多次窃取雇主家中财物,数额巨大。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放火罪、盗窃罪二罪并罚,对莫焕晶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万元。莫焕晶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点评:杭州保姆莫焕晶纵火案的确是人间悲剧。该案之所以引发普遍关注,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对于被害人一家四口死亡、房屋财产尽毁的深切怜悯和同情,对于犯罪人贪得无厌、肆意消费他人宽宥关爱、置他人生命财产于不顾的人性丑恶的强烈谴责,另一方面是对本案中是否存在消防救援、物业管理等原因与本案结果之间多因一果情形的质疑。本案的辩护除了否定纵火的故意之外,就是强调所谓的多因一果。二审裁定特别强调,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产生,只有当外力的介入加重或者促进这种结果的产生,才能认为是刑法上的多因一果。若将消防救援或物业管理上的某些缺陷不足等“因素”混同于刑法意义上多因一果中的“原因”,则势必导致因果关系弥散,模糊甚至消除被告人的罪责。逝者已矣,被害人的良善可爱永远被人怀念,而加害人的可恶罪孽将永遭唾弃;生者自重,被害人的家人,以及活在这个日渐富裕、安逸的社会上的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世界远不是一个设计精巧、尽善尽美的理想国,而是一个充满风险缺陷、存在种种问题的矛盾体。因此需要防范风险,警钟长鸣!

  孙政才受贿案

孙政才在担任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中标、项目审批、企业经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单独或者伙同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7亿余元。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孙政才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孙政才案的依法公开审理和宣判,再次表明了反腐无禁区,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也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态度。“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而司法反腐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以法律的刚性标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客观评价和理性惩处,是我们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体现。

孙政才案的审理遵循了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理念的核心要求,无论是证据出示、证人出庭作证、交叉质证,还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被告人陈述等环节,法庭都充分保障了被追诉人正当的诉讼权利。可以说,这既是一堂生动的反腐教育课,也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宣传课。

深圳鹦鹉案

2016年5月,王鹏因售卖6只家养鹦鹉(其中2只为小太阳鹦鹉,属濒危野生动物)被刑事拘留。随后,公安机关在其宿舍查获该种鹦鹉35只,和尚鹦鹉9只,非洲鹦鹉1只,共计45只。2017年4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王鹏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2018年3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上诉人王鹏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其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该二审判决。

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点评:按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本案即是对特殊减轻制度的运用。本案判决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贯彻了刑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做到了罚当其罪。本案中,被告人王鹏明知涉案鹦鹉为法律禁止买卖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为了牟取不法利益而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的鹦鹉,结合其危害行为、违法性认识足以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自愿认罪,出售的是自己驯养繁殖而非野外捕捉的鹦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且有45只鹦鹉尚未售出等“案件的特殊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处理结论是正确的,避免了轻罪重罚。另一方面,能够对下级人民法院在被告人具备哪些犯罪情节可能适用这项制度有一定指导作用。由于特殊减轻在程序上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而使得刑法关于本制度的规定在实践中适用率较低,地方人民法院对于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是否能核准特殊减轻,没有把握,所以不会轻易启动特殊减轻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核准特殊减轻,也提示地方人民法院在具体个案确有特殊情况时能积极启动特殊减轻程序,以“激活”这项制度,避免把特殊减轻的条件掌握得过分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