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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要有这三招

2018年05月18日 10:17来源:未知手机版编辑:今讯采编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论述道:“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个“大变局”,决定着我们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客观认识,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全面理解。

▲3月7日,从西安新筑车站开往德国汉堡的X8001次中欧班列发车。该班列满载中国制造的汽车配件、食品原料、家具电器、日用百货等产品驶往欧洲。(李一博 摄)▲3月7日,从西安新筑车站开往德国汉堡的X8001次中欧班列发车。该班列满载中国制造的汽车配件、食品原料、家具电器、日用百货等产品驶往欧洲。(李一博 摄)

多维透析世界发展变局

人类演进的历史大变局不仅是某一方面的单点超越,更是在单点突破基础上引起的系统转变。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从未有过之变局,必须从某些角度出发,透析全局演进的整体逻辑。 

从全球化领衔者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领衔全球化的地位正在让位于东方。16世纪西欧国家开创“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于西方。无论是对外殖民、黑奴贸易、金本位或美元霸权,西方领衔全球的总体局面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体系内不同的国家而已。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扛起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大旗,连续十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份额的贡献都在50%左右,领衔世界的潜力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爆发。多项权威研究报告都认为,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东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

▲盛行于15世纪的卡拉维尔帆船,在大航海时代常被用作远洋航行。(维基百科)▲盛行于15世纪的卡拉维尔帆船,在大航海时代常被用作远洋航行。(维基百科)

从技术革命动能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400年未有之大变局,智能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17世纪以来,物理科学革命的发生,使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现的汽车、电力、飞机、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进行听说读写。然而,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万物互联、数字货币、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随之也将出现颠覆式的革命。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应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尝试。

从国内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历史终结论”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道,源于18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的“多数决”(democracy)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福山的反思折射了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重新选择。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国《纽约时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国《纽约时报》)

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社会法治、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深入的考量,这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基础上的政治设计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环顾欧美各国,普遍存在着对国内政治体制的集体性困惑与焦虑。国家发展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中国正在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努力。

从学科理论范式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200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在全球普及的学科范式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所谓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大学科的严格划分,在现代大学的院系体系中变得越分越细,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西方化”色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否思”。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这种“学术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更是频繁受到质疑。中国等大量新兴国家开创了新的发展实践,人类社会演进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创新。

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