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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为何教师作恶成本低廉 学生开口却代价高昂?

2018年04月06日 18:57来源:未知手机版编辑:今讯采编

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从五层宿舍楼顶的天台坠落。此时距离他毕业只剩下不到区区数月时间。事发前,他曾向家人抱怨研究生导师王攀对他的各种控制。这一事件令人痛心,却并不陌生。今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溺亡。之后据媒体报道,他的博士导师周筠教授曾让杨宝德帮忙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

从年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侵,到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杨宝德因导师可能阻断读博之路溺亡,到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尽——在这接二连三的悲剧事件背后,无疑都是中国高校研究生单一导师制度的一权独大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漫长渊源,综合了历史遗产和现实困境的复杂问题,是中国20世纪研究生制度在借鉴了德国和美国两种不同体系的培养制度后,与本土的师承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制度赋予了部分如王攀一般的教师以可乘之机,他们打着导师的名号,假借中国古代培养“入室弟子”之名,将权力的魔爪伸向学生。这篇文章将首先梳理中国现行研究生导师制度的滥觞及其流变,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权力的天平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倾向老师一方的,以及这种毫无约束的权力又是如何给了部分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几乎零成本、零代价地滥用权力的。

其次,我们关注在这样一个结构不平等的制度之下,一旦导师滥用职权,他们会如何利用体制的不作为和大多数的沉默将责任转嫁到学生身上,将原因归咎于其个人问题(诸如心理问题和抑郁症等都是常用理由),将结构性的不平等简化为学生个人的脆弱性和不抗压性,以及在体制的庇护之下,他们是如何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改头换面毫发无损东山再起的。

在师生权力结构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学生以天然弱势者的姿态进入高校场域。在师生权力结构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学生以天然弱势者的姿态进入高校场域。

最后,我们一方面呼吁现有高校导师制度的改革,呼吁出台制衡导师一权独大的制度,呼吁研究生工会或者联盟的形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尚未到来之时,我们也呼吁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在读学生学会愤怒、学会拒绝、学会自我保护,让这一类禽兽导师知道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和代价。

从学徒到学生:中国师生的权力天平为何如此失衡?

如果追根溯源,我国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学制,始于1902年。清政府在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提到“壬寅学制”,将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等,其中大学院就相当于如今的研究生教育阶段。《章程》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在“谨上溯古制,参考列帮”后反复修订而成的,其规定研究生院不设课程,年限不定,以研究为主。在研究生院的部分,它主要参考的是日本研究生教育体系,而日本参考的又是德国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说,我国近代研究生教育制度,是在效仿德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德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又是怎样的呢?19世纪初期,随着统一德国的建立,教育成为民族复兴的重点。1809年,在洪堡的倡导下,与古典大学截然不同的新型大学柏林大学创立。在洪堡看来,现代大学应该遵循学术和教学自由原则,以追求真理而非传授知识为首要目标,主张科学研究与教学相互结合。同时,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政府干涉的学术团体。在洪堡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柏林大学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哲学院就此取代了神学院的中心地位。19世纪中期,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在德国大学出现。这种形式在受到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吸收了中世纪行会艺徒教育中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

由此可见,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起点,实际上是以中世纪行会学徒制为核心的德国学徒制培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主要从事独立的思考研究,辅以导师答疑解惑。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大学以讲座制为核心的研究所中,导师是其研究领域内讲座的唯一负责人和教授,集研究、教学、管理职责于一身。在这种模式下,导师的个人魅力极高,师生关系接近行会中的“手艺匠师-学徒”关系,强调师承和严格的流派门第观念。这一点恰好与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不谋而合。而如今国内学术圈山头林立、逢人必问出处的风气,也与自早期研究生教育便树立起的严格的师承和派别观念有着很大关系。2013年,在一篇题为《大众化教育下研究生于导师关系的调查与分析》的文章中,作者对广东6所高校的研究生与导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师徒关系甚至家长与子女关系的,占全部样本的70%。此类对于师生关系的家长式理解,也催生出了很多师门内部的虚拟血缘关系,例如称导师为爸爸或妈妈、师门内部以兄弟姐妹相称等现象。

导师?老板?导师?老板?

1920年代,清华大学开始培养研究生。由于留美预备学校的背景,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很大程度上仿照的是美国专业式培养模式。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同年颁布《研究院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道“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明确突出了导师个人的重要性。而这项旨在使导师与学生关系更为密切的制度,却也为日后的导师一权独大埋下了种子。